黔中民族風情感言
央視紀錄片《家風》觀后感500字
最近,紀錄片《家風》上下集在央視播出之后,引發了人們廣泛關注。
這部紀錄片夾敘夾議,巧妙地將名物典故、風土人情和現代教育融為一體,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新時代的公民意識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有益的借鑒。
觀眾若悉心品味《家風》的文化內涵,逐步感受從“孕育”到“傳承”的生命氣息,反求諸己,躬身踐行,自可提升人生境界。
儒家講求修身之道,是活潑潑的富有生活色彩的“百姓日用之道” ,而不是虛無縹緲、莫可名狀的談玄說妙。
《家風》上集以“孕育”作為題目,向觀眾講述《曾國藩家書》中的平實道理,采用類似山水畫中的“平遠”透視法,突出儒家圣賢終身堅持不懈的“自得”工夫。
士人君子修身力行,務求平實,切忌好高騖遠。
無論富足安康,還是顛沛流離,士人君子都要尊道而行。
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 ( 《孟子·離婁下》 )誠如片中陳述的那樣,曾國藩教育子侄家人,從不誘以功名利祿,而是告誡大家掌握生存技能,磨礪意志,學以明理,報效國家。
傳統社會孕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曾國藩在耕讀傳家的文化氛圍里洞察到“萬物并育而不害”的勃勃生機,在鄉野村夫的生產活動中體會到“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的深刻涵義。
從孔子“多能鄙事”到漢儒躬耕自養,從吳與弼“手自簸谷”到顏元“甘艱苦勞動” ,再到曾國藩寫信敦促家人種蔬養魚養豬,儒家文化一直在“平實”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誠信經營,鑄就高尚情操。
宋明以來, “尊德性”與百姓日用緊密結合,產生了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求的民間儒學。
民間儒者一方面能夠信守儒學的真精神和真價值,另一方面能夠密切關注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況,不失時機地闡發儒家的道義進而滿足普通民眾的精神需求。
民間儒學構成了增進民族心理認同和公共生活規則的基礎。
由此產生了一大批身份普通、德行卓越的平民儒者。
良知當下呈現,自利利他,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成為圣人。
時至今日,許多普通人依然記得“君子以成德為行” 、“圣人可學可至” 、 “人無信不立”等古訓,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成就圣賢品格。
《家風》下集中講述了重慶市江津區中山古鎮“方家藥鋪九齡堂”的職業操守,扶危濟困,施藥救人,誠信經營,惠及鄰里。
方聯海是方家藥鋪第十二代傳人,身上擔荷著懸壺濟世、童叟無欺的家業。
縱覽古今,無論是大宅門的“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 ,還是川黔交界的禁售發水米的碑文,無不展示誠信經營的恒久魅力。
忠孝傳家久。
《家風》下集以“傳承”作為題目,通過采訪社會賢達、收集名人軼事、探求社會治理的古老智慧,引導人們傳承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
片中的亮點之一就是京劇譚門第七代人物譚正巖的講述,他提到祖上以“百行孝為先”作為訓誡后人的格言警句,培養兒孫的規矩意識,從生活細節入手,做一個有“家德”的人。
長輩撫養晚輩,晚輩回報長輩。
人倫情懷縈繞其間,無法割舍。
孝道,不僅要求奉養長輩,而且強調尊敬長輩。
從個體的心靈感受而言,孝道要求道德主體的反省與自覺,為孝行提供真切的心理支撐,而不能將孝行流于形式,即所謂“忠者,其孝之本與
” ( 《大戴禮記·曾子本孝》 )古人將這里的“忠”解釋為“敬” 。
敬是孝的根本。
真正的孝應當是孝敬。
片中,譚孝曾帶領譚正巖等人去看望譚元壽,接受家族傳統的熏陶—— “孝和義,于家表現為相親相愛,尊老愛幼,于國那就是報效祖國,國比天大” 。
兩千多年來,士人君子“移孝為忠” ,使得家庭家族這個“小家”與國家興亡這個“大家”休戚與共,息息相關,開明的統治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將家庭倫理延伸到國家治理技藝,早已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共識。
今天,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我們應當繼承其中符合時代主旋律的有益成分,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促進文化綜合創新。
廉潔奉公,警示后人。
古人遵行孝道,旨在維系家庭倫理。
在家國同構的格局中, “熟人社會”勢必要求廣大成員廉潔奉公,更好地維護家族和國家的利益。
毋庸諱言,古人遵循“學而優則仕”的教誨,認為躋身仕途可以光耀門楣。
然而古人更看到貪污腐化的巨大危害,主張“臨財毋茍得” ,反對唯利是圖;主張“以義制利” ,反對見利忘義;“以財發身” ,反對為富不仁,賄賂營私。
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士人君子信奉“富潤屋,德潤身”的準則,當面對個體之利與個體之義發生沖突時,理應成全后者。
正如孔子所言:“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 ( 《論語·述而》 )清末名臣曾國藩為教育后代,將其在雙峰荷葉堂所建的住宅命名為“八本堂” ,教導子女“居官以不要錢為本” 。
傳承家風,挺立道德主體,求名當求萬世名,計利當計天下利。
片中列舉了吳越王錢镠的后人如何在《錢氏家訓》的感召下取得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僅在宋朝就出現了三百五十名進士,近代以來在五十多個國家有將近兩百位院士。
家訓猶如祖宅珍寶,亙古彌珍。
在傳統社會中,家風是指一個家庭或家族傳承延續的美好風尚。
它潛移默化,深入人心,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基因。
在探尋中國歷史和社會治理的演進軌跡時,我們不難發現,家風的孕育和傳承,不僅可以為個人的健康成長提供切實保障,更能促成一個家庭、家族甚至地區的持續繁榮。
家風不同于宗教誡命和國家法律。
它不必借助強力手段,就能達到善世化俗的效果。
今天,我們更應正視理解“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的時代價值,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證。
“家風”是“人文化成”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人云: “上所化曰風,下所習為俗” 。
“風俗”不是強制灌輸,而是引領時尚,開啟風氣。
曾國藩有言: “風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
”這也正是《家風》這部紀錄片引發強烈反響的根源所在。
湘行散記給我們什么啟發
讀《湘行散記》,我感受到對歷史的感悟靜靜流淌而過。
文字雖如水,過而無痕,卻沉淀下了太多嘆息。
字里行間,我能夠感覺到沈老先生那份熱愛生活的情感。
沈先生年少即投身行伍,隨軍隊輾轉川黔湘邊境,吃過苦,也閱盡了社會的黑暗。
然而他對生活還是如此熱愛。
而我們呢,天天在工作學習中忙忙碌碌,只知道叫苦叫累,我們或許忘記了去發現身邊一切美好的東西,所以,我們失去了太多。
因此我們得端正生活態度,用心去感受這個世界。
敞開自己的心靈,雖然我們對于漫長的歷史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我們卻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
我們可以選擇熱愛生活,在自己習慣的生活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逐理想。
邵陽有哪些歷史名人
蔡鍔 (1882-1916)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寶慶(今邵陽)。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為長。
其家世代務農。
艮寅六歲開始入塾受業,十三歲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長沙,考入由梁啟超、譚嗣同主辦的時務學堂,從此與梁啟超結下了既是師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緣。
1898年9月,戊戍變法失敗,譚嗣同被殺,梁啟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參加了湖南巡撫陳寶箴舉辦的留學生預備考試,并以第二名入選,結果因變法失敗而未能實現。
他又去武昌,投考兩湖書院,因是時務學堂舊生而遭拒絕。
1899年,艮寅赴滬,投考南洋公學,得梁啟超來信,約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學友又是老師的唐才常的資助東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學校,研究政治哲學,后又入橫濱華商東亞商業學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會。
1900年4月,他隨唐才常回國,準備發動自立軍起義,事泄,為張之洞屠殺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鍔,取其鋒芒銳利之意,以明投筆從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陸軍成城學校,1902年畢業,自費考入東京士官學校第三期,1903年畢業。
在日期間,蔡鍔先后以博孟、奮翮生、錐擊生的筆名在梁啟超主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文章,其觀點,多受梁啟超、楊度的影響。
1904年,蔡鍔回國,應江西巡撫夏時之聘,任續備左軍隨營學堂兼監督。
1905年初,應湖南巡撫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練處督辦,兼武備、兵目兩學堂教官。
7月,應廣西巡撫李經羲之聘,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教練官和隨學堂總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參觀秋操演習,被派為中央評判官。
同年,任新辦廣西陸軍小學監督。
1908年,任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
1909年,任龍州講開堂監督。
1910年,任新軍混戰協協統、學兵營長等職。
在廣西期間,蔡鍔一方面繼續與老師梁啟超保持聯系,同時又不斷接觸譚人鳳、李燮和黃興等人,這對他本來偏向改良的觀點不能不有所觸動。
1911年初,由已經調任云貴總督的李經羲推薦,蔡鍔任云南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在各地紛紛響應的形勢下,蔡鍔經過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農歷九月初九)晚八時發動起義,到次日午前,占領省城。
十九鎮統制鐘麟同當場被殺,軍事總參謀靳云鵬化裝潛逃,云貴總督李經羲避入法國領事館。
云南起義成功,蔡鍔被推為都督。
此后,蔡鍔在各負責部門換上同盟會員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財政、交通、教育等方面進行若干整頓,使云南面貌為之一變。
蔡鍔本人為官尤其清廉,他主動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僅相當于營長鐵薪金,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權思想影響較深,蔡鍔此時對革命派和袁世凱均無深刻認識,因此,曾支持袁出任總統。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圍剿熊克武,雖未交鋒,但此時他的態度還沒有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鍔辭掉云南都督職務,來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聲望,是北洋系以外頗有影響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凱先后任命他為陸軍部編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等職,并加昭威將軍稱號。
如此眾多的頭銜都是只賞高官,不給實權。
這反映出袁世凱對他既懷疑又懼怕而又不得不裝出重用的態度。
蔡鍔本人,曾對袁世凱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發覺了袁氏父子的陰謀與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漸對袁不滿。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
8月,楊度為首的籌安會成立,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鍔即到天津梁啟超家中秘商對策。
不久,梁啟超的著名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發表,這使袁世凱增加了對蔡鍔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這種情況下,蔡鍔假裝意志消沉,經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館,甚至裝作贊成帝制,暗中卻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測。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鍔假裝治病,到天津與梁啟超再商反袁計劃,并與云南故舊聯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裝取道日本經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當時,云南軍界早已開過秘會,并有少量部隊北上入川,李烈鈞、方聲濤等人也先后到達。
但云南都督唐繼蕘態度曖昧,因而云南遲遲未動。
蔡鍔抵滇后,先后與唐繼蕘商討九次,并做了下屬人員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決定起義。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鍔、唐繼蕘、任可澄、劉顯世、戴戡聯名通電,聲討袁世凱,宣告云南獨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護國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鈞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湘粵;唐繼蕘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軍司令,坐鎮大本營。
其中,蔡鍔所率的第一軍是主力,其處境也是最困難的。
他們以幾千人抵擋萬余裝備精良的北洋軍,力量對比懸殊。
但他們依靠地形氣候等有利條件,又深得當地百姓的擁護和支援,因此能不斷取勝。
這時,蔡鍔已喉疾嚴重,聲音嘶啞,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奮戰。
在他統率下,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奮戰,終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軍隊。
這樣,袁世凱迫于全國的壓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總統的地位。
蔡鍔等人堅決要求袁世凱下臺,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粵、浙五省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蔡鍔等十五人被推為撫軍。
6月6日,袁世凱在舉國聲討聲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繼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署省長。
蔡鍔此時病情已十分嚴重,他保薦羅佩金、戴戡代理職務,向北京政府辭職出外就醫,8月9日離成都,22日到上海,為梁啟超《盾鼻集》寫序。
9月20日,蔡鍔抵達東京,入福岡大學醫院治療,終因病情過重醫治無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終年才三十四歲。
北京政府迫于輿論壓力,撥款二萬元,舉行國葬,追贈他為上將軍,定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
其遺體,安葬在長沙岳麓山上。
蔡鍔遺著有《蔡松坡先生遺集》、《松坡軍中遺墨》以及《蔡鍔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濟,字人杰,別名日休、務遜。
清光緒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陽東鄉天臺山(今邵東縣廉橋鎮豐足村)。
7歲啟蒙,勤奮好學,學業優異。
16歲開始,讀書之余,習學武藝,對社會邪惡勢力,好打不平。
宣統二年(1910)入邵陽中學讀書。
民國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發,湖南首先響應,匡隨石基攻打巡撫衙門,破后,承擔小西門防衛。
民國2年,湖南都督湯薌銘,任意戮殺無辜,匡在《時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實揭露湯薌銘在寶慶的種種罪行,湯下令緝捕。
國文教師李洞天盡力掩護,幸免遇難。
在邵陽中學讀書期間,常和好友談論國事,對封建制度痛恨入懷。
民國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預科,次年入數理部本科。
時逢袁世凱竊國稱帝,辱國喪權;張勛復辟,戰禍連年,時局動蕩,外侮日亟之際,匡一面努力攻學專業,一面尋求革命真理,與同學周予同、劉薰宇、周為群等組織“同言社”,后改名“工學會”,組織學生秘密學習進步書刊。
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匡讀后連說是“驚醒青年睡夢的晨鐘”。
民國8年4月,巴黎和會在英法美日等國的操縱下,拒絕中國政府收回山東半島權益的要求。
參加會議的中國軍閥政府的代表,準備屈辱地在和約上簽字。
消息傳來,舉國憤怒。
北京學生決定于5月7日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巴黎和約,以振國威。
匡互生與摯友密定,在游行中準備為國捐軀,并寫好遺書,將后事托付友人,同學深為感動。
5月3日晚,工學會召開秘密會議,匡互生主張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學贊同。
會議決定派出代表,連夜與各校聯絡,提前于次日舉行示威游行,并在各賣國賊住處組織監視。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學生3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提出“外御強權,內懲國賊”的愛國口號,整隊前進,匡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列。
隊伍行至賣國賊曹汝霖住宅處,匡見曹家朱門緊閉,警衛守門,便攀上大門旁的小窗,擊碎玻璃,掰開鐵欄,擠進院內。
接著,陳藎民,楊晦等數人相繼入內。
匡號召守衛警察“爭國權、懲治賣國賊,以振國威”,匡的言詞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動,自動取下槍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彈,讓匡等打開大門,游行者昂揚而入。
匡在曹院內尋找曹汝霖,未見人影,即從臥室取出被褥等物,舉火焚燒,火焰沖天而起。
半小時后,段祺瑞派軍警趕到,有23名學生遭逮捕。
對此,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并通電全國,以示抗議,隨后,天津、上海、長沙、盧州等地學生紛紛舉行游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的斗爭。
段祺瑞軍閥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被拘捕的學生,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賊的一切職務,并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同年夏,匡從北京高師畢業回長沙,任教于楚怡小學,時逢北洋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燒殺掠搶,民情激憤,匡與毛澤東、何叔衡一道起草驅張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務主任。
在教學上,廢灌輸式,興啟發式,提倡自由討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與毛澤東等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職工會,開展革命活動。
民國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暉中學,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長拒絕,毅然辭職。
民國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辦學。
夏,在江灣鎮籌建校舍,主張以“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改造社會,促進文化”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義,取校名為“立達”。
匡認為:教育者的責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發展的環境中,去害蟲,灌肥料,滋雨露,自然發育,將學校改名學園。
民國18年,學校增設農村教育科,設養蜂、養雞和園藝3個專業。
學生通過學園藝,種蔬菜和培植果樹等實踐,領悟到培育農作物,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結果,從而增強重農感情。
文化課循教育部的規定外,還增設了世界語、法語、意大利語、社會學、邏輯學、實踐道德等課程。
民國21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立達學園毀于日軍戰火。
匡與同仁趕緊在廢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復課。
因積勞成疾,民國1933年4月22日逝世。
劉長佑 劉長佑,字子默,號蔭渠,金石鎮人。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時華,經商發家。
劉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貢。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發攻陷縣城,代理知縣萬鼎恩被戮,長佑與廩生劉坤一即募鄉勇萬余人,會同清軍鎮壓起義軍。
咸豐二年(1852),劉隨江忠源率鄉勇至廣西參與圍剿太平軍,次年,又隨江忠源鎮壓瀏陽夭地會征義堂周國虞等會眾起義.此后,江忠源領軍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與太平平作戰,劉多次赴援。
六年,劉奉巡撫駱秉章命,率肖啟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進屯太平墟,遭太平軍沉重打擊,全軍潰敗,江忠義率鄉勇救援,才挽回頹勢。
咸豐九年(1859),石達開率部從江西南安進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劉長佑、江忠義率軍赴援,解永州圍。
石達開軍圍攻寶慶,劉與李續宜分扼東西兩路堵擊。
石軍久攻不下、于8月撤圍南走東安,轉戰廣西。
劉領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廣西巡撫,在廣西撲滅了兩廣天地會建立的“大成國”政權。
同治元年(1862),劉長佑升任兩廣總督,將所部楚軍交劉坤一統領,留防廣西。
不久,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與魯西北農民起義軍張錫珠、宋景詩部作戰。
同治六年,滄州鹽民張六起義,數干人攻襲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劉長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級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厲任廣東、廣西巡撫、云貴總督。
光緒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謚武慎,有《劉武慎公遺書》。
嚴怪愚 嚴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龍嶺嚴家橋人。
民國15年:(1926)投身農民運動,“馬日事變”后參加中國共產黨;后因組織被破壞,失去聯系。
民國19年在湖南農校畢業后,考入湖南大學經濟系。
嚴才思敏捷,眼光敏銳,課余從事寫作,在校期間出版《百感交集》一書,在湖南新聞界嶄露頭角。
民國24年畢業后,投身新聞工作。
民國25年9月,嚴與康德、袁邵華、陳楚等創辦長沙《力報》,任副刊主編,兼采訪部主任。
經常撰文,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政。
魯迅逝世,嚴于10月22日,在《力報》上撰文,悼念魯迅。
稱“高爾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個太陽,魯迅去世,東方殞傷了一個月亮”。
當時省政府機關報《國民日報》主編壺公(羅爾瞻),攻擊魯迅及其著文紀念魯迅的人。
嚴連續組織特刊予以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后,嚴到徐州前線采訪,連夜撰寫戰地通訊,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抗戰事跡。
民國28年,與康德等主辦邵陽《力報》,聘請中共邵陽中心縣委書記唐旭之任主筆,嚴自任采訪部主任。
嚴從重慶國際新聞社負責人范長江處獲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準備在南京成立漢奸政權,首先在《力報》發表《汪精衛叛國投敵前后》一文,在國內外產生極大影響。
隨后,嚴任《力報》總編輯。
民國29年5月,《力報》被薛岳封閉,嚴被逮捕,經多方營救,方獲出獄。
又相繼在衡陽主辦《正中日報》,在沅陵創辦《力報》,在晃縣、辰溪創辦《中國晨報》,堅持人民立場,揭露時弊。
抗戰勝利后,嚴任青島《東南日報》駐滬記者。
民國35年秋,在南京梅園新村受到周恩來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時,嚴孤身冒險在風雪中送行。
民國37年7月,嚴在長沙創辦《實踐晚報》,任主編,宣傳時事,抨擊時政。
7月31日開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訴》專欄,以社會各界底層人士的名義,寫出專文,連續刊載17期。
主要有《看農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爛雇傭制》、《要履歷、要登記,卻不給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價暴漲風襲擊邵陽》、《耒陽糧政漆黑一團》、《退役回鄉生活無著》等。
讀者閱后,稱《大家訴》專欄代表社會底層人士在說話。
民國38年春,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長沙地下組織。
5月,嚴受中共地下黨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陽,擔任魏鎮、宋濤起義前的聯絡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軍前導車進入邵陽城。
新中國成立初期,嚴先后擔任邵陽《工商晚報》、《大眾報》、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
1955年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受到審查,離開新聞界,先后在長沙一中、長沙師專任教。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
1962年調湖南師范學院任圖書資料員。
1979年改正后,當選為第五屆省政協委員。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遠達,字默深,號良圖,晚年法名承貫,清邵陽縣金潭(今隆回縣金潭鄉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農歷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攜母親、妻子遷居江蘇寶山父親魏邦魯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揚州新城抄關門內倉巷購宅基營建家園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順天鄉試舉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撰《籌漕篇》、《籌鹺篇》、和《湖廣水利論》等,后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會試,劉逢祿分閱試卷,力薦龔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兩生行》哀之。
其中稱魏源為“無雙國士長沙子,孕育漢魏真經神,尤選理礫鮑謝,暗中劍氣騰龍鱗”。
對魏源才學非常賞識,預言“且看明日走馬填城 ”九年,再次會試,又不中,捐內閣中書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役,并在前線親審俘虜。
后見清廷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歸,潛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條約》簽訂時,他完成《圣武記》一書。
后又將林則徐主持翻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洲志》和歷代史志等編成《海國圖志》50卷,后幾經修訂、增補,到咸豐二年(1852)成書100卷。
該書對強國御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等經國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等論點,主張學習西方技術,制造戰艦、火器,以及選兵、練兵、養兵的方法,改革中同軍隊,還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張;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 忘鄂(俄)羅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創辦民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創造與銷售輪船、器械等,使國家富強;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并在《默觚》中抒發“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艱”的思想。
對清王朝長期固步自封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豐四年(1854),魏源與全家避兵僑居興化(因舊居 園先年二月毀于炮火)。
自歸不與人事,惟手訂生平著述。
七年農歷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東園僧舍,享年63歲,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興化人民將他與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絕。
魏源著述甚豐,除《圣武記》、《海國圖志》、《默觚》、《元史新編》外、還有《凈四土經》、《古微堂詩文集》、《書古微》、《詩古微》、《公羊古微》、《曾子發微》、《子思子發微》、《高子學譜》、《孝經集傳》、《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學古經》、《大學發微》、《兩漢古文家法考》《論學文選》、《明代兵食二政錄》、《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孫子》、《吳子》等若干卷,并協助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
湘行散記讀后感
讀《湘行散記》感受到對歷史的感悟靜靜流淌而過。
文字雖如水,無痕,卻沉淀下了,太多。
書中描寫的背景是湘西。
在這里有流淌著的清澈的河水,有聽過之后一生也忘不了的櫓歌,有愛說野話卻勇敢有力的水手;有可愛純樸卻淪為妓女的婦女;在這里你還能見到古老的西蘭卡普織錦;品嘗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燒酒和糯米粑;聽到粗獷純樸的情歌和號子聲;能趕上哭嫁的媳婦背親的隊伍;見到熱鬧非凡的賽龍船到底是古鎮,一些古老的土家族習俗還沒有被現代文明迅速地淹沒到無處尋覓蹤跡的地步。
鎮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樣散居在沿河山上的,河岸兩邊的吊腳樓高高低低,錯落有致。
沈老先生真是擅長用極為精簡的筆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
在他的筆下,人是鮮活的,景是生動的,物是立體的。
字里行間,我能夠感覺到沈老先生那份熱愛生活的情感。
沈先生年少即投身行伍,隨軍隊輾轉川黔湘邊境,吃過苦,也閱盡了社會的黑暗。
然而他對生活還是如此熱愛。
而我們呢,天天在工作學習中忙忙碌碌,只知道叫苦叫累,我們或許忘記了去發現身邊一切美好的東西,所以,我們失去了太多。
因此我們得端正生活態度,用心去感受這個世界。
敞開自己的心靈,雖然我們對于漫長的歷史只是毫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我們卻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
我們可以選擇熱愛生活,在自己習慣的生活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逐理想。
觀湘江戰爭有感
湘江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為突破國民四道封鎖線,在湘桂邊境的湘江兩岸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的一場空前激烈而又殘酷的戰斗。
戰斗結果,國民黨的第四道封鎖線未能阻擋住紅軍鐵的步伐,但紅軍也遭到了慘重的損失。
今天,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五十周年,緬懷長征英烈,本文特試就湘江戰役及其意義與教訓作一簡單探討,以求教于黨史學界諸同志及熟悉情況的老同志,如有錯誤之處,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集中一百多萬大軍,二百多架飛機,向各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其中,用五十萬大軍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經過一年左右的浴血奮戰,仍未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根據地反而越打越小,紅軍越打越少,最后,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共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兩個縱隊共八萬六千余人,由江西瑞金、于都地區出發,開始戰略轉移。
紅軍轉移的路線是經中央蘇區南線,沿贛、粵、湘、桂四省邊界,前往湘中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或去湘西與任弼時、賀龍的紅二、六軍團會師。
突圍部隊以紅一、九軍團為左翼,紅三、八軍團為右翼,中央軍委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擔任后衛,形成甬道式隊列,掩護中央軍委縱隊轉移。
這次戰略轉移,事前準備不足,行動倉促,僅極少數高級領導人知道行動方向,廣大干部戰士都不清楚,還以為不過是一般的外線戰略轉移,不久還會打回來。
可誰知道,這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開始。
十月二十五日,紅軍在江西與廣東之間的王姆渡、新田一線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
十一月八日,又在湖南桂東、汝城至廣東城口一線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十一月十五日,在廣東良田到湖南宜章一線突破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進至湘南的臨武、蘭山、嘉禾等地,大軍西行,直指湘江。
此時,蔣介石已發現了紅軍的戰略意圖,為不讓紅軍渡過湘江,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調集了二十個師近四十萬大軍,在湘桂邊境的湘江一線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
并任命國民黨湖南省主席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
統一指揮西路軍(湘軍)四個師,蔣介石之嫡系中央軍薛岳部四個師,周渾充部四個師,李云杰部兩個師,李韞珩部一個師共十五個師負責“追剿”,廣東陳濟棠部在湘、粵、桂邊境堵截,廣西白崇禧部五個師在湘桂邊堵截,妄圖將紅軍圍殲于湘江以東地區。
為粉碎蔣介石殲滅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的罪惡陰謀,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兵分兩路強渡湘江,以紅一、九軍團為右翼,紅三、八軍團為左翼,從鳳凰山、界首之間渡江,占領要點,掩護中央和軍委縱隊渡江。
于是,一場長征史上,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史上規模最大、最激烈、最悲壯的湘江之戰開始了。
二、激烈的戰斗,悲壯的史詩。
湘江,發源于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州縣東海洋山西麓,秦時曾鑿有靈渠與桂江相通,史稱湘桂運河。
湘江自廣西流入湖南西南部后,再自西向東流經衡陽附近,然后由南向北縱貫湖南省東部到湘陰縣蘆林潭注入洞庭湖,全長八百一十七公里,為湖南省第一大河流,其上游多屬石灰岸地層,峰巒起伏,灘多流急,并有瀟水、春陵水、耒水等眾多支流,素有瀟湘之稱。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陽就任追剿軍總司令,下令分五路追擊和堵擊中央紅軍。
第一躋湘敵劉建緒二十六、十九、六十二、六十三等四個師由郴縣直插黃沙河、全州。
第二路薛岳率五十九、九十二、九十三師及第一支隊由茶陵、衡陽插零陵,堵擊紅軍。
第三路周渾元率五、十三、九十六,九十九師進入道縣,防止紅軍南下入桂。
第四路李云杰率十五、二十三師由桂陽、寧遠等地追擊。
第五路李韞珩率五十三師由臨武、蘭山追擊。
并指定粵軍陳濟棠部三個師入藍山、江華等地防堵紅軍入粵。
廣西白崇禧之四十三、四十五師集結于恭城、富州一線,四十四、二十四師于灌陽、興安布防,十九師集結于桂林東北部,形成一個口袋陣,妄圖以東面七個師的兵力,將紅軍趕進口袋,消滅紅軍于湘江以東。
此時,紅軍離湘江還有幾百里路程,而且前面還有一條瀟水阻隔,蔣介石第一步計劃是想將紅軍消滅于道縣附近的瀟水之濱。
十一月二十日,紅軍兵分兩路,一軍團二師奔襲道縣,三軍團出江華。
二十二日拂曉,二師四、五兩團經二百多里強行軍,襲占道縣。
二十五日,紅軍主力全問在道縣江華之間渡過瀟水,粉碎了敵人消滅紅軍于瀟水之濱的企圖。
①蔣介石見第一步計劃落空,即開始實施其第二步計劃,消滅紅軍于湘江之濱。
為此,敵二十個師,四十萬大軍,從四面八方向紅軍包圍過來。
敵第一路總指揮劉建緒判斷紅軍要在全州附近渡江,便指揮其四個師先于紅軍占領全州,切斷紅軍西進之路。
第二路薛岳部四個師進駐黃山河。
桂系白崇禧趕到桂林,將其五個師配置于全州、界首、灌陽等地。
周渾元、李云杰等部七個師在廣西猛追。
然而,敵人內部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眼見紅軍直奔湘北,為防止紅軍入桂,又防蔣介石以追堵紅軍為名派兵入桂,便將其五個師撤至灌陽和興安一線,避免與紅軍決戰,給紅軍西進讓開了一條道路。
二十五日,中央軍委命令全軍分兩路從界首與鳳凰咀之間搶渡湘江。
一軍團二師由道縣出發,前衛紅四團急行軍搶占界首渡口。
將渡口交給隨后趕來的三軍團后歸建。
二師另兩個團在大坪附近渡過湘江,相機攻占全州未果,隨即在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之魯板橋、黨山鋪一線布置阻擊陣地。
三軍團在湘江以東的石塘街,新街一線阻擊桂軍。
五軍團在東岸文市一帶阻擊追敵周渾元等部,這樣,紅軍在湘江兩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間六十多里的范圍。
二十七日,三軍團五師兩個團在新塘與桂軍第七軍之二十四、四十四師打響,激烈的戰斗一直持續了三天三夜,英勇的五師部隊擋住了敵人的無數次進攻,保證了左翼的安全。
三天戰斗,五師政委鐘赤兵負重傷,參謀長胡震犧牲;十四團團長黃冕昌犧牲,繼任團長文年生負重傷,團政委未負傷;十五團團長白志文政委羅元發負傷。
兩個團三千多人僅剩下一千余人。
②三軍團四師在石塘村阻擊中,師長張宗遜負傷,十團團長沈述清第一天犧牲,繼任團長杜中美第二天又犧牲。
③六師十六團團長李壽軒負傷。
二十九日,敵劉建緒四個師由全州傾巢出動。
三十日,敵先用兩個師采用人海戰術向一軍團陣地猛攻,上有飛機支援,下有大炮轟擊,然而,遭到了紅一軍團的頑強抗擊。
激戰一天,紅軍第一道防線失守,退守第二道防線。
十二月一日凌晨,敵四個師十六個團傾全力向一軍團第二道防線猛攻。
一軍團防守的二十里長的陣地上,炮聲隆隆,硝煙彌漫,殺聲震天,形勢空前危急。
凌晨三時三十分,中央、軍委、總政聯名給一、三軍團下達指令:“一日戰斗,關系我野戰軍全部。
西進勝利,可開辟今后的發展前途,遲則我野戰軍將被層層切斷。
我一、三軍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連夜派遣政工人員,分入到各連隊進行戰斗鼓動,要動員全體指戰員認識今日作戰的意義,我們不為勝者,即為戰敗者。
勝負關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克服疲憊現象,以堅決的突擊,執行進攻與消滅敵人的任務,保證軍委一號一時作作戰命令全部實現。
打退敵人占領的地方,消滅敵人進攻部隊,開辟西進的道路,保證我野戰軍全部突過封鎖線應是今日作戰的基本口號。
高舉著勝利的旗幟,向著火線上去。
”④為保衛中央縱隊與總部安全渡江,英雄的紅色健兒們在“一切為了蘇維埃中國”的口號下,英勇頑強,前仆后繼,同江上陣地的敵軍進行了殊死的拼殺。
由于寡不敵眾,太部分陣地失守。
正午,在得知中央軍委縱隊安全過江后,一軍團部隊互相掩護,脫離了險境。
戰況空間之激烈,實為歷次戰役中所罕見。
第一天,二師五團政委易蕩平犧牲,四團政委楊成武負重傷。
僅以一軍團一師三團為例,該團長征出發時有二千七百多人,經歷次戰斗與此次湘江戰役后,僅剩下八九百多人,傷亡成員過半。
⑤此外,留在湘江東岸殿后阻擊追敵的五軍團之三十四師、三軍團六師十八團未能過江,全部壯烈犧牲。
紅八軍團大部被打散,七千多人,僅有一千多人突過湘江。
⑥其它各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傷亡。
八萬六千余紅軍,損折過半,只剩三萬多人。
紅軍雖然損失慘重,但終于突破了蔣介石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天險,蔣介石殲滅紅軍于湘江之濱的計劃再次破產,悲壯激烈的湘江戰役遂告結束。
三、湘江戰役的意義與教訓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征史上一次重大的戰役,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雙方投入的兵力達五十多萬人,戰況之激烈空前罕見,也是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次大搏斗,因此,意義重大。
(一)湘江之戰,盡管紅軍損折過半,由八萬六千余人減少到三萬多人(其中包括自蘇區突圍后歷次戰斗中傷亡、減員、逃亡的數字在內),但它卻以雄辯的事實證明,紅軍是一支具有非常戰斗力的革命軍隊,他不管在什么艱難復雜的情況下,無堅不摧,無敵不克,戰無不勝,是一支打不爛,拖不垮的英雄軍隊。
蔣介石的四十萬大軍在湘江天險也阻攔不了紅軍的英勇步伐,紅軍是真正的英雄好漢。
(二)湘江戰役雖然使紅軍遭到慘重的損失,是壞事也是好事,它用血的事實,慘痛的教訓,證明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給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進一步加深了廣大紅軍指戰員對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的懷念與向往,對革命前途的擔憂。
群心向北斗,希望毛澤東同志重新出來指揮紅軍的思想在廣大指戰員身上反映得越來越強烈。
十二月十一日,紅軍攻占湖南通道。
十二日,中央軍委左通道召開擴大的軍委會議,會議開了一天。
會上,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湘江之戰后的險惡形勢,指出了蔣介石在紅軍去湘西的路上又布置了一個十幾萬兵力的口袋陣,如中央紅軍仍堅持原定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
正好鉆進了敵人的口袋,三萬多疲憊之師的紅軍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因此,部隊應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境內,到敵人戰斗力薄弱的地方進行休整。
毛澤東同志這一建議得到了周恩來、張聞天、朱德、王稼祥等大多數同志的支持,正如后來張聞天同志在遵義會議上所強調的:“在目前這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
”⑦十三日,紅軍按毛澤東同志的建議向貴州前進,再一次地脫離了險境,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這就是長征史上有名的通道轉兵。
在向貴州進軍的路上,毛澤東同志又苦口婆心在繼續做各級領導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紅軍攻占貴州黎平,十八日,黨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新根據地的中心。
”⑧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紅軍攻占貴州遵義。
十五日至十七日,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從而正式結束了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從此,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開始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
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湘江戰役引出的結果,沒有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沒有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就不會有通道轉兵,不會有黎平會議,更不會有遵義會議,也不會有長征的偉大勝利。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
”在一定的條件下,矛盾是可以轉化的,當矛盾著的事物量變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引起質的演變。
湘江戰役是變化的條件、原因,是轉折的開始。
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換來了遵義會議的無比正確,這就是湘江戰役的最大意義之所在。
湘江戰役,紅軍遭受慘重的損失,這是一次代價極大的血的教訓,首先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領導的結果。
政治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者進入中央蘇區后,打著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旗號,自詡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大搞宗派主義,排斥毛澤東同志在紅軍與蘇區的正確領導,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一大批堅持正確路線的黨政軍干部。
軍事上,他們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奉為“太上皇”,將紅軍的指揮權完全拱手送于他手中,而李德則自命不凡,堅持其錯誤的、刻板的教條主義的軍事戰略戰術來指揮紅軍作戰,甚至連一門迫擊炮、一挺機槍擺在什么地方都要按他的規定,而他本人則坐陣后方,依靠地圖與電報來發號施令,從不上前線陣地根據實際情況來指揮作戰,片面強調正規化,致使紅軍與兵力、火力點絕對優勢的敵人進行陣地戰、消耗戰。
結果,仗越打越被動,以致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其次,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者,在這次“戰略轉移而實行突圍的問題上,同樣犯了原則上的錯誤。
”⑨他們事前不向廣大干部講清情況,“而且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
”⑩行動時,“退出蘇區變成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與搬家式行動。
”⑾將所有的壇壇罐罐都帶上,來個大搬家。
紅軍一反能打善變的常態,揚短避長,盡管五個軍團形成甬道式陣式,保護軍委縱隊,但終因輜重太多,每天的行軍速度僅四、五十里,而敵軍則地上輕裝急進,天上飛機轟炸,致使紅軍始終擺脫不了敵軍的圍追堵截。
特別是在湘江戰役中,十一月二十七日,當一、三軍團同時在湘江兩岸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六十多里的要點時,“在此區域,甚至有四處淺灘可以涉渡。
中央軍委縱隊也已于二十七日到達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巖一帶。
如果當時仍決心搶渡,由桂巖到最近的湘江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輕裝急行軍,一天即可到達,仍有可能以損失較小的代價渡過湘江。
但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卻沒有利用這一大好時機。
他們仍然讓人抬著從中央根據地帶來的壇壇罐罐,按常規行軍,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達湘江邊。
使前線戰士為了掩護任務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⑿面對如此嚴重的挫折,左傾路線的主要領導者博古深感無法向黨交代,在往黎平的路上,唉聲嘆氣,甚至拔出手槍準備自殺,只是由于聶榮臻同志的制止與勸說才作罷。
第三天在組織指揮上,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者,他們不懂得紅軍遠離根據地,進行無后方依托作戰,只有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這一戰略戰術原則。
在長征開始后,紅軍突破敵第二、三道封鎖線,進入湘粵邊廣大無堡壘地區,此時,除追敵外,其它各路敵軍尚未趕到,紅軍本應利用這一大好時機,丟掉壇壇罐罐,采用運動戰,主動進攻,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一部或幾部,以達到在湘粵邊或湘中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之目的,戰局或可能改觀。
然而,此時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反而變成了右傾逃跑主義,他們畏敵如虎,一直只想奪路西進,再加上“龐大的軍委縱隊及各軍團后勤部隊,使紅軍作戰受到極大的困難,所有的戰斗部隊都成了掩護隊,行動遲緩,喪失了到達原定地區的先機。
忘記了紅軍的戰略轉變將受到敵人的嚴重追堵截,忘記了紅軍在長途運動中,將要同所追堵截擊的敵人作許多艱苦的斗爭,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所有這些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特別是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于必要與有利的時機同敵人決戰的原則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經常處于被動地位,經常遭受敵人打擊,而不能有力的打擊敵人”⒀這也是湘江戰役中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最根本原因。
總之,湘江戰役的教訓是非常沉痛的,它教育了紅軍,只有毛澤東同志才能指揮紅軍從勝利走向勝利,才能挽救革命于危難之際,事實也證明,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河,二打遵義城,搶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機動靈活地甩開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使紅軍轉危為安,寫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得意之筆。
湘江戰役,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最悲壯最激烈的戰斗,英雄的紅軍戰士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上光輝的一頁,滔滔湘江水可以作證,歷史將永遠銘記紅軍英烈們的豐功偉績。
摘自百度網友,謝謝。
寫去貴陽旅游的作文600字初三水平
暑假里,媽媽帶我乘坐飛機去貴陽游玩,我的心情是無比的激動和興奮。
下了飛機在去酒店的路上,映入眼簾的是到處都是連綿不斷的大山,這里的山都是綠綠的,看著都非常的舒服。
根據行程,第一天,我們去了黃果樹大瀑布。
還沒看到黃果樹大瀑布時,就聽到了嘩嘩的流水聲。
等走進一看,哇,真是太壯觀了、太美了,簡直是美不勝收
黃果樹大瀑布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
它寬約101米,高77。
8米。
聽導游講,西游記里最后唱主題歌時的那個畫面就是在這兒拍攝的,還有黃果樹瀑布不管是從上、下、左、右、前、后哪個角度都能看到它的全貌,真是太神奇了。
我和媽媽手拉手走進了水簾洞,水簾洞就是在瀑布的后面,嘩嘩的水從面前流過,真是太爽了
第二天,我們去了距離貴陽市有三百多公里的西江千戶苗寨,我們經過了一座座大山,穿過了無數個隧道,經歷了三個多小時的車程終于到達了千戶苗寨。
到了苗寨,首先看到的是熱情好客的苗族人民排列兩隊跳著舞在迎接遠方的客人,還有苗寨里最有名望的長者給每位客人敬酒,祝福每一位客人平安、吉祥。
在苗寨里,我穿上了苗族服裝拍了照片,還吃了苗族的小吃糍粑、木槌酥,非常的香甜。
晚上我們又回到了貴陽,聽導游講,貴州的酸湯魚還上了中央電視臺的“舌尖上的中國”,于是我和媽媽決定去嘗一嘗。
貴州人愛吃酸,當地人說“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圈圈”,這下你知道貴州人是多么愛吃酸了吧。
我們去了做酸菜魚最有名的飯店“亮歡寨”。
魚鍋一上來,光看著色澤,就很有食欲,可是當第一口湯喝下去,我就被酸得打圈圈了,然后我們又點了一個甜的“小米扣”配著吃,否則我真是“享受”不起了。
第三天我們去了天河潭景區、青巖古鎮、濕地公園等一些好玩又有好吃的地方。
最美又最好玩的我感覺就是被譽為“黔中一絕”的天河潭景區了,里面有山、水、洞、潭、瀑布、天生橋、峽谷,而且是山中有洞,洞行山空。
在景區,我坐上了游船在溶洞里游覽,一束束燈光照著那古老的鐘乳石,猶如夢境一般。
幾天游很快就結束。
8月28號我們就要返回濮陽了,再見了黃果樹大瀑布,再見了千戶苗寨,再見也貴陽……
孝敬、感恩父母的作文(100字左右)要多寫些感受
孝”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維系家庭關系的道德準則,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髓。
元代郭居敬輯錄古代24個孝子的故事,編成《二十四孝》,成為宣揚孝道的通俗讀物。
01 孝感動天舜,傳說中的遠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號有虞氏,史稱虞舜。
相傳他的父親瞽叟及繼母、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谷倉倉頂時,從谷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時,瞽叟與象卻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
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對父親恭順,對弟弟慈愛。
他的孝行感動了天帝。
舜在厲山耕種,大象替他耕地,鳥代他鋤草。
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干,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觀察和考驗,選定舜做他的繼承人。
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親,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為諸侯。
02 親嘗湯藥漢文帝劉恒,漢高祖第三子,為薄太后所生。
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
他以仁孝之名,聞于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
母親臥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他親口嘗過后才放心讓母親服用。
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03 嚙指痛心曾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稱“曾子”,以孝著稱。
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柴。
一天,家里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
曾參忽然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著柴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
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手指盼你回來。
”曾參于是接見客人,以禮相待。
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后世儒家尊他為“宗圣”。
04 百里負米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
早年家中貧窮,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
父母死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去,隨從的車馬有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鐘之多。
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慨嘆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里能夠再得呢
”孔子贊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說是生時盡力,死后思念哪
”(《孔子家語·致思》) 05 蘆衣順母閔損,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并稱。
孔子曾贊揚他說:“孝哉,閔子騫
”(《論語·先進》)。
他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后妻,又生了兩個兒子。
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
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到虐待。
父親返回家,要休逐后妻。
閔損跪求父親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
”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
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
06 鹿乳奉親郯子,春秋時期人。
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
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鉆進鹿群中,擠取鹿乳,供奉雙親。
一次取乳時,看見獵人正要射殺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獵人敬他孝順,以鹿乳相贈,護送他出山。
07 戲彩娛親老萊子,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于蒙山南麓。
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不言老,常穿著五色彩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
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一跤,他怕父母傷心,索性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賣身葬父董永,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
其后父親亡故,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
上工路上,于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
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
言畢凌空而去。
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
09 刻木事親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黃河北)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于是用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稟告,回家后一定面見,從不懈怠。
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針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
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
10 行傭供母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
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賊人欲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忍殺他。
后來,他遷居江蘇下邳,做雇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
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將。
11 懷橘遺親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學家。
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里藏了兩個橘子。
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
”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
”袁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
陸績成年后,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
12 埋兒奉母郭巨,晉代隆慮(今河南林縣)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
父親死后,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
后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
”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并得以兼養孩子。
13 扇枕溫衾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九歲喪母,事父極孝。
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
少年時即博通經典,文采飛揚,京師廣泛流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安帝(107-125年)時任魏郡(今屬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災,黃香盡其所有賑濟災民。
著有《九宮賦》、《天子冠頌》等。
14 拾葚異器蔡順,漢代汝南(今屬河南)人,少年喪父,事母甚孝。
當時正值王莽之亂,又遇饑荒,柴米昂貴,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饑。
一天,巧遇赤眉軍,義軍士兵厲聲問道:“為什么把紅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開裝在兩個簍子里
”蔡順回答說:“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紅色的桑葚留給自己吃。
” 赤眉軍憐憫他的孝心,送給他三斗白米,一頭牛,帶回去供奉他的母親,以示敬意。
15 涌泉躍鯉姜詩,東漢四川廣漢人,娶龐氏為妻。
夫妻孝順,其家距長江六七里之遙,龐氏常到江邊取婆婆喜喝的長江水。
婆婆愛吃魚,夫妻就常做魚給她吃,婆婆不愿意獨自吃,他們又請來鄰居老婆婆一起吃。
一次因風大,龐氏取水晚歸,姜詩懷疑她怠慢母親,將她逐出家門。
龐氏寄居在鄰居家中,晝夜辛勤紡紗織布,將積蓄所得托鄰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
其后,婆婆知道了龐氏被逐之事,令姜詩將其請回。
龐氏回家這天,院中忽然噴涌出泉水,口味與長江水相同,每天還有兩條鯉魚躍出。
從此,龐氏便用這些供奉婆婆,不必遠走江邊了。
16 聞雷泣墓王裒,魏晉時期營陵(今山東昌樂東南)人,博學多能。
父親王儀被司馬昭殺害,他隱居以教書為業,終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晉臣。
其母在世時怕雷,死后埋葬在山林中。
每當風雨天氣,聽到雷聲,他就跑到母親墳前,跪拜安慰母親說:“裒兒在這里,母親不要害怕。
”他教書時,每當讀到《蓼莪》篇,就常常淚流滿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屬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人稱“山南”。
當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事已高,牙齒脫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順,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養婆婆,如此數年,長孫夫人不再吃其他飯食,身體依然健康。
長孫夫人病重時,將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說:“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但愿新婦的子孫媳婦也像她孝敬我一樣孝敬她。
”后來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長孫夫人所囑,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臥冰求鯉王祥,瑯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
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侍候,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臥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
繼母食后,果然病愈。
王祥隱居二十余年,后從溫縣縣令做到大司農、司空、太尉。
19 恣蚊飽血吳猛,晉朝濮陽人,八歲時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貧窮,沒有蚊帳,蚊蟲叮咬使父親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吳猛總是赤身坐在父親床前,任蚊蟲叮咬而不驅趕,擔心蚊蟲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
20 扼虎救父楊香,晉朝人。
十四歲時隨父親到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一只猛虎,把父親撲倒叼走,楊香手無寸鐵,為救父親,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盡全身氣力扼住猛虎的咽喉。
猛虎終于放下父親跑掉了。
21 哭竹生筍孟宗,三國時江夏人,少年時父亡,母親年老病重,醫生囑用鮮竹筍做湯。
適值嚴冬,沒有鮮筍,孟宗無計可施,獨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
少頃,他忽然聽到地裂聲,只見地上長出數莖嫩筍。
孟宗大喜,采回做湯,母親喝了后果然病愈。
后來他官至司空。
22 嘗糞憂心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
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感家中有事,當即辭官返鄉。
回到家中,知父親已病重兩日。
醫生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兇,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 黔婁于是就去嘗父親的糞便,發現味甜,內心十分憂慮,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
幾天后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并守制三年。
23 棄官尋母朱壽昌,宋代天長人,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父親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神宗時,朱壽昌在朝做官,曾經刺血書寫《金剛經》,行四方尋找生母,得到線索后,決心棄官到陜西尋找生母,發誓不見母親永不返回。
終于在陜州遇到生母和兩個弟弟,母子歡聚,一起返回,這時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24 滌親溺器黃庭堅,北宋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詩人、書法家。
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溺器(便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
描寫重慶火鍋的好段
代表重慶飲食文化特色的以其獨特的風味和吃法,正宗川味的辣香味濃、燙菜的鮮香嫩脆、味美可口而聞名遐邇,香飄四方。
來重慶旅游觀光的游客,只要走上街頭,就可以看到各類鋪面、各色招牌的火鍋館遍及大街小巷。
僅方圓不足9公里的渝中區,就有火鍋館近3000家之多,重慶被譽為“火鍋之城”,實在是名不虛傳。
(一) 的起源 火鍋是中國的傳統飲食方式,起源于民間,歷史悠久。
今日火鍋的容器、制法和調味等,雖然已經歷了上千年的演變,但一個共同點未變,就是用火燒鍋,以水(湯)導熱,煮(涮)食物。
這種烹調方法早在商周時期已經出現,可以說它是火鍋的雛形。
中記載,古代祭祀或慶典,要“擊鐘列鼎”而食,即眾人圍在鼎的周邊,將牛羊肉等食物放入鼎中煮熟分食,這就是火鍋的萌芽。
歷經秦、漢、唐代的演變,直到宋代才真正有了火鍋的記載。
宋人林洪在其中提到吃火鍋之事,即其所稱的“撥霞供”,談到他游五夷山,訪師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無廚師烹制。
“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沃之。
以風爐安桌上,用水半銚(半吊子),候湯響一杯后(等湯開后),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涮)熟,啖(吃)之,乃隨意各以汁供(各人)隨意沾食。
”從吃法上看,它類似現在的“涮兔肉火鍋”。
直到明清,火鍋才真正興盛起來。
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辦了530桌宮廷火鍋,其盛況可謂是當時中國火鍋之最。
清登基時,曾擺“千叟宴”,所用火鍋達到1550個,其規模堪稱登峰造極,令人驚嘆。
發源于重慶。
大約是在清道光年間,重慶的筵席上才開始有了毛肚火鍋。
毛肚火鍋的起源和由來,說法不一,它的由來和淵源,值得探討。
據老街坊說:毛肚火鍋起源于清末民初,重慶碼頭和街邊下力人吃的廉價實惠的街頭大眾飲食攤上的“水八塊”。
水八塊全是牛的下雜(毛肚、肝腰和牛血旺),生切成薄片擺在幾個菜品不同的碟子里,食攤泥爐上砂鍋里煮起麻辣牛油的鹵汁,食者自備酒,自選一格,站在攤前,拈起碟里的生片,且燙且吃。
吃后按空碟子計價。
價格低廉,經濟實惠,吃得方便熱烙,所以受到碼頭力夫、販夫走卒和城市貧民的歡迎。
至于純粹地道的毛肚火鍋,據老重慶們回憶,出現于民國十五年前后,發源地不是江北而是下半城南紀門的宰房街(現長江大橋橋坎下)。
當年牛販子多從川黔大路趕運菜牛來渝,在南岸過夜,翌日早過江,將牛趕到宰房街宰殺。
有馬氏兄弟廉價收購不易售出的牛毛肚和血旺,在下宰房街開了一家以毛肚為主要菜品仿市井“水八塊”的制作和吃法的紅湯毛肚火鍋館。
將毛肚漂白洗凈,去梗,外加一碟只是芝麻醬和蒜泥的調和。
據說,這就是的起源和得名。
直到抗戰時期,較場口街邊仍有一馬姓老嫗開一家專供應毛肚的正宗毛肚火鍋,碟中的牛毛肚按匹論價(每匹二分錢)。
正宗的麻辣毛肚火鍋,毛肚的鮮嫩脆香,味道比其他牛豬的下雜遠勝一籌,贏得食客贊揚。
(二) 著名作家李劼人的考證 四川著名作家李(吉加力)人1947年在成都出版的上發表文章,對做了可信的考證。
文中說:“吃水牛的毛肚火鍋,發源于重慶對岸的江北。
最初一般挑擔子零賣販子將水牛內臟買得,洗凈煮一煮,而后將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塊,于擔頭置泥爐一具,爐上置分格的大洋鐵盆一只,盆內翻倒滾著一種又辣又麻又咸的鹵汁。
于是河邊、橋頭的一般勞力朋友,便圍著擔子受用起來。
各人認定一格,且燙且吃,吃若干塊,算若干錢,既經濟,又能增加熱量……直到民國二十三年重慶城內才有一家小飯店把它高尚化了,從擔頭移至桌上,泥爐依然,只是將分格鐵盆換成了赤銅小鍋,鹵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凈而適合各人的口味。
”由此可見,重慶火鍋發源于長江之濱,最初為船工所用,繼而發展開來是毫無疑問的了。
(三)重慶火鍋的特色
【第1句】:菜品多樣 傳統的毛肚火鍋以牛的毛肚為主。
正宗的毛肚火鍋的菜品用的幾乎都是牛身上的肝、心、舌、背柳肉片、血旺和蓮白、蒜苗、蔥節、豌豆尖等素菜。
如今的菜品已擴大到家禽、水產、海鮮、野味、動物內臟、各類蔬菜和干鮮菌果等。
在毛肚火鍋的基礎上,發展到、、、狗肉火鍋、肥牛火鍋、辣子雞火鍋等等,品種不下百余種,還有為外國人準備的西洋火鍋。
【第2句】:調料獨特 在制作配料上,最能代表川味中麻辣燙的典型性格,正宗的毛肚火鍋以厚味重油著稱,傳統湯汁的配制是選用郫縣辣豆瓣、永川豆豉、甘孜的牛油、漢源花椒為原料。
先將牛油放入旺火的鍋中熬化,在把豆瓣剁碎倒入,待熬成醬紅油后,加速炒香花椒,然后摻牛肉原湯,加進舂茸的豆豉和拍碎的冰糖、老姜,加川鹽、醪糟和小辣椒熬制。
近年來,又出現了啤酒風味、酸菜風味以及海鮮風味等味型,不同的火鍋品種,有不同的火鍋湯汁和不同的調味料,數量可達30多種。
此外,附屬重慶火鍋的味碟也很多,可用麻油、蠔油、熟菜油、湯汁和味精、蒜泥、蛋清等調制而成,將燙好的菜品蘸著吃,既調和滋味,又降火生津。
【第3句】:吃法豪放 重慶火鍋在吃法上獨樹一幟。
昔日的老火鍋館內,特制高大的桌凳,鐵銅質的鍋下,炭火熊熊,鍋里湯汁翻滾,食客居高臨下,虎視眈眈盯著鍋中的菜品,舉杯揮箸。
尤其盛夏臨鍋,在爐火熏烤中汗流浹背,吃得起勁時脫掉上衣赤膊上陣。
重慶人吃火鍋的豪放與氣吞山河之勢是其他地區無法相比的,這正是巴渝飲食文化的體現,是古老巴民族勇武豪放性格和飲食文化心理的表現。
如今的重慶火鍋已現代化了,在火鍋的設備和燃料上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吃重慶火鍋的樂趣和豪放氣派,只有身臨其境,親口品嘗才能體會。
(四)重慶火鍋香飄四方 由于重慶火鍋的影響,四川各地的火鍋逐漸興盛起來,使得四川火鍋的源流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充實。
四川火鍋以重慶火鍋為主流,各地火鍋為支流一起匯合成一條美食之河。
隨著歲月的推移,重慶火鍋逐漸風靡全國名揚四方。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火鍋店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在上海,重慶火鍋猛烈沖擊上海灘;在南京,重慶火鍋扎根大小飯店、百姓家;在深圳,“山城火鍋”隨處可見;在天津、昆明、貴陽、拉薩、西安……重慶火鍋已流傳全國,香飄四方。
遠渡重洋 落戶海外 山城火鍋,不僅香飄國內大中城市、邊陲小鎮,而且作為川菜烹飪文化遠渡重洋,在日本和南洋落戶。
在港臺,重慶火鍋十分走紅,在國外,如日本、美國、俄羅斯等,重慶火鍋也有一定影響。
我國專門派重慶火鍋特級廚師許遠明到日本獻藝,日本朋友十分推崇,贊不絕口,認為毛肚火鍋是“中國美食第一”,并稱許遠明為“毛肚火鍋先生”。
足見重慶火鍋的誘人魅力和影響。
目前,在日本東京、美國紐約、俄羅斯莫斯科等地,已有重慶火鍋營業,生意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