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句】： 韓愈為什么要寫《師說》這篇文章

韓愈（768—824）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3），①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三十五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韓愈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③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予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做.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④貞元十九年（804），韓愈在監察御書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縣），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⑤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⑥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